读图时代也蕴含复兴阅读的契机

世界读书日的设立，虽然是出于对“读书”这一基本日常行为的提倡，但也无情地反映了一个现实:即事实上现在人读书的数量和时间都已大幅下降。正因为读书“理应”是一件重要的事而在现实生活中令人忧虑地低落了，才有人公开呼吁重视阅读。历史证明:抱怨衰微往往带来复兴。

日前发布的第六次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成年国人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在一年内读过书，年人均读过的书不到5本。人们倒也略带惭愧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近三分之二的国人自认阅读量不足，61%的人对自己读书情况表示不满意。这一状况的确不要说他们自己，在任何关心中国文化前景的人看来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中国本是一个有着极强读书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民间对书写的汉字一直保持着极大的尊重，所谓“敬惜字纸”。晚清时成都市民还成立了一个名为“惜字会”的社会团体，会址设在惜字宫，人们将零散的字纸送到寺庙钱炉里烧掉。中国人在世界诸文明中率先发明纸张、印刷术，在18世纪之前，汉字印刷的书籍数量之庞大，超过世界其余文字印刷书籍的总和。中国传统向来重视教育，敬重读书人，但凡有点见识的人家，都认为读书高中为家族争光远胜于商业、军事等途径所获得的荣誉。这一切实非偶然。

现代中国人的“读书无用论”大概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当时的用意是想鼓励士人多习西学，但它却引发了一个始料未及的严重副作用:通过读书致仕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被堵死，官吏和人才选拔机制自此发生剧变。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政坛上的人物常是行伍出身，很少再有通过读书考试出身，其结果之一是民国时政治人物，尤其是军阀，往往以粗鄙无文著称，这肯定不是国家人民之幸。

近三十年来，社会形态又有了极大变化。中国快速跃进到一个消费社会，一方面是声、光、电各种传播手段的高度发达，另一方面人们却阅读和思考得越来越少。1978年时还没几户人家拥有的电视机，如今出现在几乎每一户中国人的客厅里。这又带来一个媒介生态学的问题:电视平均占用每个中国人3小时以上的收看时间，而它却是一个不鼓励思考的被动媒体，看电视也不需要发展任何阅读技巧--文盲都会看电视。正因为电视造成人们知识期望的平庸化，西方社会有一个强大的反电视文化运动，而这在刚富裕起来的中国却还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在如今这个读图时代，人们必然认为形式比内容更重要，帅哥、美女因此大张旗鼓、轻而易举地淹没了对内涵的重视。这种狂躁的迷恋，正如萧伯纳第一次看到百老汇和42街的霓虹灯时说的:“如果你不识字，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很多人越来越看不下带很多字的书，只喜欢看图画。这不仅是一个出版业的问题，实际上也极大地弱化了我们的思考能力。

传播技术有时也带来好消息:数字技术也为新的阅读行为方式开辟了途径。虽然去年国人的阅读状况不尽如人意，但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等数字媒介阅读开始普及且增长迅猛，已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采用这种方式。发明文字和书籍的好处是使知识传播摆脱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从这个意义上说，吸收知识是通过看书还是看网络，没有本质区别。

一个人也许可以不读书而获成功，但在现代环境中，其成功模式很难持续。温总理说“不读书的民族没有希望”，也是在指出这样一个现实:一个思考和求知能力被弱化的民族，在现代竞争中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不仅对个人来说“知识改变命运”，要改变我们这个民族近代以来的命运，也需要知识，周总理所说的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永不过时的警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