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继祥：打造优秀的专业出版集团

优势、挑战并存

《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是国内较大型的综合性出版机构，你觉得它的优势是什么？

汪继祥：第一，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的优势应该是多年形成的品牌，这种专业出版品牌的优势是经过了多年的积累形成的。在出版界、教育界以及科学技术界，把科学出版社称为“科学家的出版社”。据统计，许多院士的学术科研成果，都是由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来出版的，从某种意义来讲，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是院士成名作的专业出版机构。

第二就是专业化。由于科学出版集团面对的是各个学科的科学，因此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的编辑都有相应学科的专业背景，只有具备了这个能力才能与业内的专家学者进行专业上的学术交流，才能够为组稿、编辑以及将来的销售找到准确的定位。

第三个优势，就是这几年经过文化体制改革后，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的队伍进一步年轻化。队伍的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编辑年龄更加年轻化，使得整个队伍的活力更加增强。在集团公司老编辑的带领下，新编辑成长很快。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现在已经拥有一支在科技出版界非常有竞争力的专业出版队伍。

很后一个优势，就是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体制创新的优势。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转制成为企业后，整个经营理念提升了。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两个市场同时考虑，将国内出版资源和国外出版资源两种资源同时考虑。因此，整个事业比在没有改制之前有了很大的拓展。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的业务、资源聚集以及市场开拓现在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

《中国新闻出版报》：有了这么好的优势，是不是也面临着挑战呢？

汪继祥：那应该是。挑战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我觉得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与国内同行的竞争。科技类出版社在国内有一批比较强的专业出版社。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的优势在于相比其他科技类出版社综合性更强一些。但相对于专业领域来讲，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还是遇到了比较大的竞争，比如医学类的图书出版与人民卫生出版社相互竞争，技术类图书出版与机械工业出版社相互竞争。

第二，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各个出版社退货率增加、回款周期加长以及成本上升。这些问题的出现给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很大的压力，但我觉得同时也是一个挑战。

第三，主要表现在出版形态的变化。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现阶段都是以出版纸质图书和纸质期刊为主要的出版形式，但是国际科技出版大鳄，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纸介质图书、期刊和数字版出版物相比，数字版出版物明显占了主流。比如爱斯维尔出版集团的数字出版以及科技信息服务的收入已经远远地超出了纸介质的出版收入。而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还是在维持一个原有的业态，这对于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目前，就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的服务对象而言，科技人员、教育工作者现在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途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网络、依赖于数字出版来获取专业信息。因此，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现在面对的是整个出版业态的转型压力，而且这个压力让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感到时间非常紧迫。

改革要做先行者

《中国新闻出版报》：今年5月份，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出台后，加速了出版体制改革的进程。科学出版集团转企已经完成，可以说是赢得先机，面对这样的一个机遇，科学出版集团将有哪些举措呢？

汪继祥：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在经营管理上、在改革的过程中，始终本着一个理念，那就是“争先机、创特色、精管理、上规模、出效益”15字方针。

所谓“争先机”，就是要争取体制机制创新这样一个先机。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积极地争取成为新闻出版总署改革的试点集团，成为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的第一批试点单位。经过几年的改革，截至目前，科学出版社作为中央部委出版社的改制工作已基本完成。从体制上，由原来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变为现在的有限责任公司，从原来的社长负责制变为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在体制创新方面，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是争取了一定的先机。那么，体制创新争取先机的目的是什么呢？应该是争取更多的发展机遇。体制创新以后，制度、管理、经营等各方面工作都会创新，这些都是随着体制创新的能量释放出来的，会有更多的创新成果、创新动力，来推动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整个出版工作的发展。

文化体制改革的很终目标是重新塑造市场竞争主体。这个新型的市场竞争主体，有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等特性。作为一个改制以后的市场竞争主体，在当今中国的出版环境中，中国科学出版集团面临着很多的发展机遇。比如说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率先完成改制，就可以用市场化手段，在下一轮的改革过程中争取更多的出版资源聚集，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

中央部委出版社转制以后，中央相关文件和新闻出版总署的《指导意见》已经明确要组建国家级的专业出版集团，其中比较明确地提出要组建教育、科技、财经、医学专业出版集团等等。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在体制创新方面领先了一步，这为集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对集团来讲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机遇。因此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要积极做好准备，进一步完善现代出版企业制度。另外，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还要积极地参与国家层面的专业出版集团的组建工作，利用政府推动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手段，让更多的专业出版资源能够聚集到专业科技出版集团的这一平台上运作，把国家的科技出版做强做大，真正成为参与竞争的新型市场主体，在国际专业出版方面能够有一定的竞争力。

数字出版弄潮儿

《中国新闻出版报》：现在很多的出版社都面临着出版业态的转型，就是从传统出版转向数字出版，但数字出版更多的是“叫好不叫座”。

汪继祥：对于数字出版，业内有句话叫做“进得早不如进得巧”。所谓“进得早”，就是说出版社早进的话就会烧钱，由于市场没有形成，网络环境或者整个市场环境还没有达到支撑数字出版的程度，因此那个时候大量的投入可能会收不到效果，这也是出版业内普遍担心的一点。

数字出版依赖于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的进步，在前期成本是较高的，业内人士在这方面也是望而却步。

数字出版是在一个数字化的专业基础上实行的，没有专业化也就没有数字出版。因此，对于技术信息要非常专业、非常独到、非常有使用价值，这就要求出版社达到专业化程度。

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在数字出版这个问题上也经过了反复的考虑，但是集团感觉这种业态变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再不去发展可能就会错过时机。因此，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在3年前就成立了数字出版中心，重点建设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数字出版平台，这项工作的第一期马上完成，即将进入第二期建设。中国科学出版集团计划在2010年，数字出版平台开始为用户提供服务。

《中国新闻出版报》：如何解决网络版权的瓶颈呢？

汪继祥：在纸介质出版的时候，出版者往往只注重专有出版权，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没有引起重视。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以往出版的大量的图书和期刊，实际的版权还是在作者手里。到了数字出版时代，这些资源能不能重新聚集或重复使用，就需要集团跟这些作者来谈。从某种意义上讲，平台的资源建设比技术平台的建设难度更大。

科学出版集团感觉到版权问题非常重要、也非常棘手。现在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组织专人在中国科学院里探讨这个资源怎么样重新聚集，并且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如果这项工作做不好，光有一个技术平台而没有任何内容，实际上是不起作用的，也不能发挥数字出版平台的作用。

社长语录

出版人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从长远来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应有的贡献；从近期来讲，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作出努力。

我们只有始终怀揣这样一个目标，才能够不断地进取、不断地推进我们的变革，使中国书业能够真正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