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９月１４日电 近１０年来，中国民营文化企业的发展轰轰烈烈。根据有关数据，目前在国家文化部门管理的文化产业中，非公有制经济所创造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已经占到全部文化产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就业人数占到２／３。文化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正在逐年上升，有关人士认为，这块市场蕴藏的巨大商机将吸引更多资本的介入。 　　

在文化产业发展道路上，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参与，无疑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许多原来从事传统产业的民营企业，在完成资本积累、发展壮大后，正面临着下一步资金往哪里投，如何找方向、选路子的问题。这正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良机。”浙江传媒学院教授魏珑说。正如浙江一家著名民企老总所称，“文化产业将是我们很后的晚餐”，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嗅到了文化产业这块大蛋糕的诱人芳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间资本纷纷叩击文化产业的大门。 　　

“抗风险能力强也是民营企业的优势特点。”魏珑告诉记者，从市场需要出发，满足消费者需求是民营企业制胜的法宝。更重要的是，深谙市场经济精髓的浙江民资所到之地，带去的不仅是资金。“他们在文化产业领域获得发展空间的同时，对当前文化体制中积习已久的弊端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民营初兴：“下海潮”催生的“二渠道” 　　

在《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关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的内容只有322字。但是，在民营业者看来，这几百字字字千钧。为什么这300余字会让民营业界如此震动？这要从民营书业长期的灰色身份说起。 　　

公私合营后，我国出版业几乎是单一的国有经济成分，民营经济一片空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 　　我国民营书业的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几乎同步。我国第一拨儿“下海”的民营策划人、北京天则求实图书公司董事长王文亮日前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文革”后的“书荒”使国家出版局于1980年年底发出通知，允许民营正式进入图书零售领域，但当时出版社没有自办发行，新华书店也没向民营放开，人们更没有版权保护意识，“不法书商”们销售的几乎全是盗版书、伪书。 　　

1982年，文化部发出《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了著名的“一主三多一少”，要求积极发展集体书店，适当发展个体书店。1988年，同样著名的“三放一联”出台，提出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批发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进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民营书业企业获得了生存条件。 　　

这一时期，民营业者大多为谋求利润、文化素质偏低的个体不法书商，靠剪刀加糨糊、盗版、翻印成为第一批暴发户。但很快，随着全社会的“下海潮”，一些出版社的编辑人员或兼职或停薪留职，开始加入这一阵营。这一群体相对比较注重策划和品质，一些民营团体和科研单位也开始与出版社合作，策划了广受好评的《走向未来丛书》。王文亮就是其中一个。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总编室主任的位置上“下海”，他不仅自己开书店，还发挥所长，策划了一批优秀的选题。 　　

但民营力量真正大举进入图书策划领域却是在上世纪90年代。1994年，当今民营书店的代表之一——广东学而优图书发展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定方，刚刚在广州市图书批发市场租了一个档口，开始图书批销生涯。10多年后，她仍对揣着钱去长沙、成都等参加各个民营订货会，以及与现在的紫图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万夏合作的经历记忆犹新。 　　

1993年，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全国形成了以长沙黄泥街、武汉武胜路、西安东六路、北京金台路为核心的四大书刊批发市场，而国有出版单位对与这些“个体户”们合作仍心存疑虑，于是，一批民营资本开始向上游环节渗透，形成了民营策划、民营销售的国有体制外的“二渠道”循环。 　　

20世纪90年代，一批有理想、有文化的青年纷纷加入到民营队伍，如北大系的欧阳旭、刘苏里、薛野，人大系的肖忠远、罗锐韧。这批从业者具有较高的素质，决定了他们不仅文化理想和利润并重，而且在商业运作理念上更为成熟，一批优质选题纷纷出炉。与此同时，教辅市场的高利润吸引了大批民营力量，世纪天鸿等公司开始崭露头角。 　　

尽管大大小小的民营文化公司策划了诸多优秀选题，聚集了一批优秀人才，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为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因为游离于体制之外，民营文化公司长期处于“灰色地带”，与买卖书号、违规经营等问题紧密相连，处于尴尬之中。 　　

 

迎来变革：从灰色到“重要的文化生产力” 　　

2005年1月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备受各类新闻媒体关注。“首次与国有出版社和国有发行企业平等参加图书订货会。”这一被诸多媒体频频使用的句子，代表着民营业者渴望平等的姿态。经历过20多年的灰色后，民营工作室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2003年7月，发行界迎来变革。《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出台后，民营书业摘掉了“二渠道”的帽子，以平等姿态与国有发行企业同台竞技。此后，民营书业首次获得总发行权、连锁经营权，一批有实力、有规模的企业脱颖而出。 　　

平等也给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机会。世纪天鸿书业有限公司在2004年同时获得新闻出版总署授予的“出版物国内总发行权”和“全国连锁经营权”两项资质，开创了民营书业企业首次同获两项权利的先河。从此，作为教辅策划公司领军者之一，世纪天鸿以连年销售码洋超10亿元的战绩，一路高歌猛进。但同时，正如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联合总裁漆峻泓所言，政策的不确定性、身份的敏感，使得民营业者普遍缺乏基本的安全感，即使出了好书、发行了若干亿码洋，也依然低调谨慎，不愿公开家底，不敢大笔投资，更不可能谈安居乐业、长期发展。因此，即使经过30年发展，依然没有民营业者敢于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放到出版产业之中。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市场的逐步开放，给民营文化公司“正名”的呼声日渐高涨。 　　

从2008年开始，一场关于民营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悄然拉开序幕。从2008年11月开始，新闻出版总署相关领导在不同场合都表达了“研究解决民营文化工作室的发展通道”的意图，在半年的铺垫后，对民营文化公司的肯定、发展设想被写入了政府文件。对此，大多民营业者都表示欢迎，认为《指导意见》为民营解决了身份问题，其中提出的出版产业改革思路、战略，将对民营书业产生重要的影响。 　　

国有出版企业和民营策划机构迅速用自己的行动作答。在2009年4月底召开的第十九届书博会上，国有与民营合作的消息以爆炸般的姿态频频出现：江苏人民出版社与共和联动出资1亿元组建新公司，山东出版集团与志鸿教育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湖北教育出版社与民营策划人王迈迈共同出资组建的湖北尚文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民营真正的机会可能出现在2010年以后。”一位民营文化公司老总说。他表示，按照《指导意见》，2009年年底，各地方出版社和大型出版社要全部实现转企，2010年所有的中央出版社要全部转企，“到时候大家都是企业，就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民营的机会也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