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2009　　

2009年4月7日，新闻出版总署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将“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鼓励国有出版企业在确保导向正确和国有资本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与非公有出版工作室进行资本、项目等多种方式的合作，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搭建发展平台”，作为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首次写入了文件中。　　

这一切不由使人回溯50多年前的轰轰烈烈的公私合营。如果说，1954年的出版业公私合营，是国家为了改变出版业经济成分的构成、加强国有出版力量、规范出版秩序，那么，2008年，政府文件中首次提倡国有出版企业与民营文化公司的合作，则是政府有关部门推动出版产业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标志。　　

 

公私合营：生存的选择　　

1954年5月1日，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从上海迁至北京，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武剑西任社长兼总编辑，实行公私合营。这次合并，作为出版业公私合营的标志而被屡屡提及。　　

当年，与商务印书馆公私合营同步，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轰轰烈烈展开。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在10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8月15日，中央宣传部批转出版总署关于改造私营图书发行业、整顿和改造私营出版业的报告，决定对私营图书出版和发行业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将一部分私营出版社改组为公私合营出版社。　　

对出版业的公私合营虽然是顺应国家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的大潮，也是为了整顿新中国出版秩序、加强对私营出版业的管理，为了挽救一批经营陷入困境的出版社。　　

统计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出版机构的数量很大。1950年，全国共有私营出版机构184家，1952年曾发展到356家；到了1953年10月，在全国核准营业的285家出版社中，私营企业有220家，占总数的77.19%。私营出版机构的出版能力也很强，1949年10月，私营出版机构的生产能力占整个出版生产能力的3/4左右。1950年年初，私营出版机构出版的新书占全国出版新书总数的1/2。　　

尽管私营出版机构对出版业的发展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普遍小规模的出版企业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如思想水平低、政治错误多，等等。而商务印书馆显然属于另一类。经历过抗日战争时期的馆舍被炸毁、物资被掳掠、辗转迁徙，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混乱、通货膨胀、出版禁令，曾经执出版界之牛耳的商务印书馆业务日趋黯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商务印书馆副研究馆员、中国近代出版史专家汪家熔曾有文论及解放前夕商务印书馆的困境：从1948年11月以后，商务印书馆就没有新书出了，连坚持了30多年的《东方杂志》及其他杂志都停了。为解商务印书馆之困，也是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1949年，83岁的张元济利用在京开会之机，广为拜访商务印书馆故旧，包括茅盾、郑振铎(后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胡愈之(后任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章锡琛等人，提出并讨论商务印书馆的公私合营问题。　　

5年后，商务印书馆终于实现公私合营，重获新生。7年后，全国除少数几家宗教性质的私营出版机构外，全部改造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