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变得好看了、亲切了，内容也更加丰富了，在一些地方，金庸的小说《雪山飞狐》也被选入教材。60年来，我们所熟悉的教材几经嬗变，反映出伟大祖国的开放以及文化上的多元。正如有专家所言：“中小学教材出版的变迁，也许在新中国60年的历史中只是沧海一粟，但却从中看到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几代人‘第一课’的差异，看到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基础教育教材出版的艰辛，看到了新中国60年发展的轨迹。” 　　

 

建国初期：以苏联为师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刻不容缓。早在1948年东北刚刚解放的时候，当时的东北解放区政府就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旧中国教材不能适应新中国需求的问题。采取的办法是在自主编写的同时，翻译和借鉴苏联的教材。 　　

1950年9月，中央为了统一全国中小学教材，决定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12月，人教社成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编写出了中小学全部12个年级的新教材。 　　

新教材选用了部分民国教材、东北解放区教材和苏联教材，于1951年秋供应。在这套教材里，新的思想成为教学的核心，课程内容也更加科学和实用。 　　

虽然，新中国的第一套全国统一教材早已成为历史，然而它却是新中国教育事业迈开的第一步。 　

第一套教材是一套过渡教材，并不适应当时新中国成立后对新时期教育的需要。就在这套教材供应到全国各地的同时，1951年，全国第一次中等教育会议召开，提出了“研究中国参考苏联，以苏联的中学教科书为蓝本，编写适合中国需要的教科书”。 　　

 

1958年-“文革”结束：“革命”第一 　　

从1958年开始到“文革”结束，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教材的编写和出版与当时的中国一样，遭受着反复和挫折，遭受着停滞与闭塞。 　　

1958年，全国开展了“教育大革命”，批判中小学教材“少慢差费”，教材由各省（区、市）自编。记者采访了上世纪50年代末曾在教育部工作的吴履平老师。她回忆说，在批判了当时现行教材后，各地出现了以典型产品带教学的课本，比如，物理教材讲“三机一泵”（柴油机、电动机、拖拉机和水泵），生物教材讲“三大作物一头猪”。很快这些教材就被发现有问题，脱离基础知识、不能举一反三运用理论，所有的知识都是支离破碎的，没有系统性。于是，中央要求教育部再次组织人员统一编写教材。 　　

在中央提出中小学“要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的要求下，1960年，教育部从全国借调了一批干部与人教社的编辑们共同赶编了一套十年制中小学教材，于1961年秋起陆续供应。这是第三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　　

这套教材自然有历史的局限，因为政治标签在这套教材中很严重。1963年，教育部颁发了中小学教育计划和各学科教学大纲，并要求中小学学制恢复到12年。人教社据此编写了一套十二年制教材，于1963年秋起陆续供应。这是第四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吴履平说：“可惜3年后，由于‘文革’的开始，这套教材遭到了废弃，高中部分初稿也没有正式出版。”　　

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出版的教材一律被批判为“封资修的大杂烩”。随后几年，教育部以及人教社的全体人员被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教材编写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后来有“复课闹革命”的口号，各地的中小学教材也由各省（区、市）自行编写，但是，这些教材的质量可想而知。　　

 

1978年-1984年：开始新纪元　　

历史的车轮终于走出了“文革”。在过去10年中没有书读的日子里，中国的教育是残缺的，教材更是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改革开放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中小学教材的编写也由此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立即指示恢复中小学教育秩序，并指出“关键是教材”。在他的关心下，人教社重组，对新教材编写也提出了新要求：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中央还拨出10万美元引进外国的先进教材作为参考。　　

据吴履平介绍，当时中央是以召开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从全国各地调集人员，包括一部分在“文革”期间被下放的人教社的老编辑，同时还召集了一部分优秀的大中小学教师。　

一年后，一套十年制的教材由人教社推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套教材。从现在来看，这套教材也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对中小学教材出版起到了拨乱反正的重要作用，而且这套教材也反映了当时先进的基础科学知识水平。　　

1981年-1984年，教育部先后颁发了六年制重点中学和六年制小学的教学计划，中小学逐步实施十二年制。1984年，人教社推出了第六套全国通用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也在这几年中，中等教育以及中等以上的教育所使用的教材逐渐丰富。同时，在这个时期，为了借鉴国外经验，国内翻译出版了苏联、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的中小学教材27种。　　

 

1986年-2000年：编审分开　　

从1986年开始，新中国中小学教材的编写与出版随着国家推行教育改革的进程而出现了新的变化。1986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同年，国家教委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和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对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实行审定。也在这一年，国家教委开始制定了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初级中学教育计划和各学科教学大纲。1988年，国家教委制定全国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实行“在统一基本要求、统一审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教材多样化”的方针。　　

成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和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这是新中国教材在经历了30多年后，形成的一个比较科学的方式——审定制，这也为教材出版引入竞争机制提供了制度保障。　　

人教社从1988年开始编写九年制义务教材，经过几年在部分省（区、市）的试用后，在总结第八套教材的编写经验的基础上，于1993年正式推出了一套成熟的教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义务教育教材，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较大的变化，体现了义务教育的性质，也体现了“面向两个大多数”（面向大多数学校，面向大多数学生）的要求。之后，人教社还实现了教材系列化。　　

这个时期，由于体制的变化，广东、四川、上海、浙江、江苏等地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都编写了义务教育教材，供各地选用。　　

 

新世纪课改：多版本并行　　

当时间走到新世纪时，时代对中小学教材提出了新要求。“难、繁、偏、旧”的课本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过于强调学生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亟须改变。　　

2004年3月14日，从上海市德育教育工作会议上传出消息，周杰伦的《蜗牛》等流行歌曲被收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此后，围绕《蜗牛》是否是爱国歌曲的争论成为热门话题。关于这个争论，其原由不得不提到新课改。　　

2001年，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教育部出台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这个《纲要》主要的内容是倡导素质教育。　　

而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体系，很根本的是在教材建设中引入竞争机制。从此，中小学教材迅速从人教社“一统天下”发展成为各地版本教材“百家争鸣”的局面，全国各省（区、市）统一以教育部新课程标准为基础，自行选择课本，甚至在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也会出现选择使用不同的版本的情况。从发展上看，这些政策的出台大大繁荣了中小学教材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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