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贡献在产业外”，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先生的一篇文章标题，我以为提得好，特意抄来再用一下。这一提法，既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出版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又含而不露地指出了出版社在转企中出现的某种误读。

出版业正在深化体制改革，由事业转为产业，走市场化的道路，这是完全必要的。出版业只有摆脱了行政保护和不应有的干预，真正走向市场主体，才能更好地激活文化的创造力，获得更大的发展，实现其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出版社由事业转为企业，就应改变过去计划经济的一套，进行市场化运作，但却不宜与经济产业一样，以直接创造的经济效益论高下。有一种说法，成为企业了，就要以创造利润为很大目的。这话是片面的，不对的。企业固然要努力多创利润，但取财要有道，不可违背社会责任和社会良心。对出版社这样的文化企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属性，更具有精神属性，因而不仅要像一般企业那样，注意经济效益，更要突出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所谓社会效益，就是要通过出版高水平高质量的出版物，“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从而有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这当中，就某些优秀出版物来说，其真接的经济效益不一定很高，其出版的投入和产出甚至是亏损的，但它在造福社会和人民上，却是功莫大矣。贺圣遂的文章提到一些书，像爱因斯坦《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等一系列著作，出版的直接经济回报微乎其微，但却开启了宇宙新时代和人类利用核能的新篇章。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未给出版者带来多少利润，但却改变了人们看世界的思维，影响了科学的发展道路。我国近年出版的袁隆平关于水稻的学术著作，单就出版的经济效益看，是负数，但这些著作产生的作用，却帮助几亿人解决了吃饭问题。如此等等。因此，“出版贡献在产业外”，它是通过出版和传播优秀出版物，影响千百万人的思想与行动，为社会创造更多更好的价值。

据此，不宜过于看重出版业自身创造的经济效益。在社会的诸多产业领域，出版业是个小产业，自身的经济功能与产业价值有限，在这方面不可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待。出版的长处，是它作为文化产业的幅射力影响力，要把这方面的潜力充分发挖和发挥出来。倘若忽视有影响力的文化精品的制造，一味追求书刊的直接经济效益，热衷出一些庸俗低俗媚俗的东西，那就是扬短抑长，弃长用短，使出版业滑向歧路。

还有一种情况，为了做大出版产业的经济规模，盲目搞多元经营，涉足与出版不大相关的行业，如百货、餐饮、房地产等。由于对这些行业的隔膜，这样的“多元经营”，往往不一定能赚到钱，却因分散了人力物力财力，影响了出版主业的发展，偏离了做大做强出版产业的初衷。出版是文化产业，搞多元化经营，也应立足在壮大核心竞争力上，即在出版产业链条延伸上做文章，运用市场手法，将出版品牌进行很大化的开发、扩展和延伸，以增强出版的两个效益。背离出版的文化属性，不了解“出版的贡献在产业外”的特点，削弱主业去搞“多元化”，其结果不是壮大出版业，而是削弱出版业。

基于此，推进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出版工作者需要增强两种意识。一是文化意识。出版属文化产业，而且是文化产业链上的基础产业，是电影、电视、动漫等产业的内容来源。出版业是以内容为王的。出版人要有商品意识，要学会在市场里游泳，但出版人本质上是文化人，不是商人，在注意经济效益的同时，更钟情出版的文化价值。出版业可以有一些出版商（从事发行经营），但引领出版业的一定要是出版家。缺乏文化意识和文化素养的人，是做不好出版工作的。，

二是全局意识。就是说，要从社会的整个产业链上考察出版效益。出版业的文化特性，决定其价值在于从思想上学术上文化上影响文明进程，促进社会发展，为人民谋福利。尽管也要重视自身的经济效益，但更要重视其在“社会思想链、经济链上的泛效应价值”，尽一切努力，多出对社会有帮助的高水平出版物，促进各行各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出版人应当“风物长宜放眼量”，以宽广的视野，认识到“出版的贡献在产业外”，正是出版的价值与意义，在另一种“为他人作嫁衣”的意义上，作出自已的光辉贡献。

 

2009年10月5日   来源:东方网  作者:江曾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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