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万雄

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

 

　　1999年，我以“对日本当前出版的观察与思考——出版产业化与文化发展的矛盾”为题，发表我个人对于出版产业化的忧虑。我在上世纪70年代中留学日本。70年代是日本出版的“黄金时期”，作为一名外国人文学科的留学生，从出版物到书店，我有幸见证了这个由图书出版业营造而成的文化繁荣时期，个人也受益于这个优质文化满溢的时期。我多次在不同场合和文章上说及我对出版文化之优点的认识和很后进入出版界（而且一干就是三十年），相当程度上受了日本图书出版业和日本民众爱读书的影响。在文章中我这样写道：“可是，经过了近二十年岁月的变化，尤其是近几年，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本人对日本的出版状况，却由原来的仰羡渐生狐疑，进而失望。对出版的企业化和规模化的追求，是双刃剑，利害同在；是流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企业精神和经验规模的主权，却时常受大众的时潮兴趣所牵引，自觉不自觉地追求大量生产、大量宣传、大量销售。出版完全为商业主导，图书全然商品化。引致出版本质的改变，由引导读者口味和开阔读者视野，到对读者的阅读趣味的刻意迎合和极力迁就。”

　　这文章，一方面痛心日本图书出版的变化，另一目的其实指出台湾地区会重蹈日本的覆辙，也警惕正在大发展的中国大陆的出版业。看来警告无效，两岸的图书出版规模化和市场化亦愈演愈烈。“紧跟时代”、“贴近市场”成了当前出版社和出版人的金科玉律。结果，日本也好，台湾也好，香港也好，内地也好，图书出版业反而不如想象中的好，日趋困难。这是值得我们出版人深思的。结果，我们丢掉了文化推进者的职责，我们又在市场的困厄中挣扎。

　　对于出版，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出版，我有两个信念。一名良好的出版人，虽不是时代的思想家，但必须是时代的认真思考者；一名良好的出版人，虽不一定是社会学家，但必须是一名深刻的社会发展的观察者。这样才能通过我们的出版，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一名良好和富于创意的出版人，应该孜孜不倦于新知识的熏沐，汲汲于新观念的探索，更重要的贡献是能将学术界研究的新事物、新发现、新观念、新理论，尽快地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编辑出版工作的一项重要宗旨，是要将不断出现的学术研究成果尽早传递于社会大众，引导读者阅读认识，提升大众文化事业。

　　当然，在不同的出版理念下，其他有价值的出版物不限于此。社会大众对引导文化认识和拓宽文化视野的出版物是有需求的。只是我们轻忽了他们这种要求。作为出版人，能履行自己推广文化教育的责任，再达成产业合理经营的目标，不是很好不过吗？

 

　　本文为作者在第九届东亚出版人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敬请关注金彦镐和林载爵的发言：

　  金彦镐：给世界出版一个东亚话题

　　林载爵：重新理解东亚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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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出版业连续11年负增长

 

　　据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统计，日本的图书总销售额在1997年达到10930亿日元的顶点之后便一路下滑，出现了连续11年的负增长。2006年，日本出版业的总销售额为9326亿日元，2008年则滑落至8878亿日元。

　　日本共有4400余家出版社，就业人员有10万人左右，其中讲谈社等排名前50的出版社的销售额占全国总销售额的50%。日本每年出版的图书超过40亿册，其中漫画为15.4亿册，每种图书的平均印量为5200册。每年出版的新书目为7万余种，其中2300种为漫画书。另外，日本每年还出版近5500种非营利性的学术杂志以及年销售额达500亿日元的电子书。

　　由于图书出版品种多、流通周期较短，日本出版业的退货率一直居高不下，从上世纪90年代前期的30%一路上升至近年来的40%。经营出版社库存管理的日本昭和图书株式会社社长大竹靖夫称，2008年包括漫画在内的图书退货共计约8.7亿册，其中1/4被当作废纸处理，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760亿日元。

　　日本共有150家图书批发公司，其中日本出版贩卖公司和东京出版贩卖公司两家大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达到40%，截至2008年5月，日本的书店数量约为16300家，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减少了750家。

　　近年来，日本的数字出版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网上书店的销售额也有明显的提高。手机阅读成为日本国民的一种阅读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