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改革 两路并进

 

   记者：报刊体制改革的进展如何？

    柳斌杰：报刊体制改革正在“两路并进”：非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企改制，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实行两分开和机制转换。从今年开始，两年时间内要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数量多、任务重，目前已有1500多家完成转企，预计到今年年底将有一半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完成转企改制。

    这次改革的目标包括，第一，明确报刊职责，不同的报刊要有不同的定位，承担不同的责任。第二，理顺关系，包括主管主办、资本、产权、责任主体等。第三，增强非时政类报刊实力，让它们有资金、有实力、有人员，成为市场主体。第四，调整报刊结构，合理配置资源，优化品种布局，为各层次、各专业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确保其有序发展，同时保障主流媒体在新闻宣传方面的主导地位。

    记者：在非时政类报刊转企中，目前我们遇到的很大困难是什么？   

    柳斌杰：现在报刊体制改革中有三个难点：第一是时政类报刊和非时政类报刊的区分和认定。作为报刊，大部分都刊载时政新闻，但这不代表它一定是时政类报刊。在世界其他国家时政类报刊也是很少的，大多都是几家。我国时政类报刊是指承担党和国家时政宣传任务的，有指令性要求，有首发、首评国家时政资格的报刊。非时政类报刊可以刊载重要时政新闻，可以自愿宣传，但不具备首发、首评党和国家时政的资质。非时政类报刊可以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主要是为特定的读者服务。

    第二是资产问题。我们报刊过去是依托一个单位申办出版权，但大多数报刊的主管、主办单位并没有注入资金，或者只有一点启动资金，实际上这些报刊的资金大多数是在发展过程中自我积累起来的。按照现行政策的规定，国家不允许外国资本和民营资本进入新闻媒体领域，所以报刊无论以何种方式形成的资产全部是国有资产。此外，过去也有一些隐蔽的个人或者社会资本违规进入新闻媒体领域，一旦核实资产，问题就会凸显。怎么正确处理这些问题，既维护国家政策的严肃性，又符合实际状况，也是一个难点。

    第三是一些困难报刊的转制成本问题。经济效益佳、市场开拓好的报刊是抢着转制的，但效益比较差、甚至负债经营的报刊，就无力担负转制成本，必须有退出的机制。

    第四是人员问题。很多小报小刊没有固定编制，也没有稳定的人员，转制过程中，谁该享受政策，谁不享受政策，身份分不清楚。

 除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将在报刊整体布局、结构、总量、供求关系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强发展能力，依托大媒体、地方来推进集团化管理，使报刊做大做强。

    从目前情况来看，大家对改革形成广泛共识，正在踊跃参与。近年来的无数实践证明，改革极大地解放了新闻出版生产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媒体实力不断壮大，社会影响力不断加强，职工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做到了“谁改谁受益、先改先受益”，达到了营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长效机制的目的。改革走在前列的出版集团、出版社更加注重创造名牌产品，树立企业形象，通过扩大市场、改进服务来赢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这就回到你提的第一个问题上。在精品力作方面，我们能够有这么好的局面，与机制体制很有关系。

 

精品力作 广受欢迎

 

    记者：近年来我国图书出版产品有哪些特点？

    柳斌杰：从这几年的情况看，新闻出版行业精品力作不断涌现。在图书出版方面，主题出版非常突出，比如，建国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通过这些主题，把我们的党史、军史、国史、革命史方面的精品力作集中起来成出版，这在国内外反响非常好。我们的出版也更加尊重历史，更加有学术水平。比如，抗战史，过去我们只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抗战的图书，现在我们同样出版正面战场将士浴血奋斗的历史。再比如辛亥革命，我们充分展示了辛亥革命那一代，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烈，他们英勇奋斗的精神，全面展示了中国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前赴后继一百年的历史。我们把这些历史忠实地记录下来，留给我们的子孙万代。

    中国是出版马列著作很多的国家。这些年来我们整理、校订、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著作，出版了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当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方面的一系列精品力作。

   我们还出版了一批重要的、代表国家文化科技发展水平的工具书。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这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平台，其他国家百科全书关于中国的部分，全部采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字条，在世界上我们就争取了话语权。此外，辞海、辞典、汉语教学类图书也遍布全球，这些图书为人们了解中华民族文化起到了巨大作用。

    科技著作方面，我们引进了各国很先进的科技著作，出版了中国在国际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积累的基础科学知识，这类图书已经占到重点图书的24%， 其中不仅有爱因斯坦的著作，当代中国科学家的重要著作也包括其中。      

    文学著作是出版领域的一个重镇。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中国小说类新书数量为4300多部，长篇小说总量达到前所未有的3000余部，是世界上产量很高的国家。

    我们既出版中国古代的经典名著，也出版现当代优秀的著名著作，比如，《狼图腾》，《杜拉拉升职记》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国外排行中名列前茅。

    少年儿童读物、农村读物这几年在党和国家的特殊扶持政策下，繁荣发展，也形成了中国特色。郑渊洁、杨红樱各自作品的全球发行量都超过了2500万册。在世界销量前10名的作家中，仅次于《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

    农业技术的图书，也受到了农民朋友的欢迎。

    当然，介绍中国发展、中国道路的图书，也受到世界关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著作，像江泽民同志、朱镕基同志、李瑞环同志等的著作在世界上都很有影响。中国的精品图书越来越多，于丹的《论语心得》，是普及经典的通俗读物，居然也在国外引起强大反响，现在已有14个版本输出到国外。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逐步在提升，人们希望通过这些作品了解中华民族，了解中国，特别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的道路。

    此外，中国图书的设计、装帧、印刷技术水平也是世界一流，多次获得国际大奖。

繁荣发展 亮点频现

  记者：目前深化改革已经成为新闻出版业的主旋律，对我国新闻出版领域发生的大改革、大变化，实现的大跨越，您有哪些感悟和体会，能给我们简单谈一谈吗？

   柳斌杰：总体上来看，中国新闻出版业确实是大改革、大变化，是时代的大发展、大跨越。我谈一谈近十年的一些体会。

   首先，我们文化体制要进行彻底改革，不仅仅是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而是整个文化领域都要改革。下一步中央会提出这样的任务。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文化发展的时代发生了变化，全球文化的交融、交流、交锋，整个传播技术的革命，使文化的国界、边界已经突破了。在这样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传播信息化的态势下，中国如果没有一个适应于世界竞争的文化体制，是难以在世界文化领域里有主导权和发言权的。这点我体会深刻。所以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是目前仍然紧迫的、艰巨的任务。

    第二，繁荣和发展文化必须遵循根本的规律，任何一个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矛盾统一，文化也是这样。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国内文化有它的特殊性，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意识形态的属性，也有一般性，文化的实体是产业化的，而文化的精神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两个，我们过去长期否定了一般性，使我们文化走进了死胡同，缺少了发展活力。这点我们今后在改革发展中间更要遵循文化本身它的特殊性和一般性相统一这样的规律。该按照市场规律发展的就按照市场规律发展，该是产业的你就要用产业的去发展，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第三，在文化领域站在人类文明高度上审视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总是感觉国际上主动权、主动权、话语权不多。一方面，有我们弱势、受制于别人这种态势的原因，但很主要的是我们没有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上去看待文化。所以我们往往缺少引起世界共鸣的话题。在文化发展上，我们要用更加宽阔的视野来看待。

    第四，文化政策是文化改革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长期在文化方面缺少一套完备的政策，缺少一个支持文化持续发展的力量。这也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形成。

    还有一点，文化民生问题。文化不止是一个形象，更重要的是一个民生问题。千家万户，老百姓，大人、小孩儿都离不开文化精神的滋养，我们在这个方面还是落后于别人，很多国家在一百多年前就出台了关于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民生的法案。比如说补助老百姓读书，补助老百姓欣赏文艺作品，办文化集会。我们这几年才提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权利的问题。这些问题我觉得是今后我们实现文化持续的大发展、大繁荣必须要重点解决的。

    记者：随着改革的深入，整个产业取得了又好又快的发展，除了许多精品力作之外，您能不能再梳理一下十七大以来整个产业的亮点？

    柳斌杰：文化是一个重要的产业，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比重一般都超过10%以上，美国则超过20%。这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的文化产业起步比较晚，十六大之前还没有文化产业这个概念，十六大才把文化产业正式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

    新闻出版业是制造和传播文化的行业，从产业上讲，在改革的推动之下发展很快。从2002年到现在翻了三番。去年我们产业的总产出达到了1.27万亿。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就是主体越来越突出，一大批出版集团、报业集团、期刊集团、发行集团、印刷集团，成为了产业发展的主力。

    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也在增加，社会资本同时进入了文化产业领域，比如，印刷、发行、数字出版这些领域，给产业发展增添了活力。产业发展开拓了更多的融资渠道。四十多家新闻出版企业上市，融资接近五千亿，大大增强了产业的实力。

    此外，我们进一步调整了产业结构，培育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航空母舰。在出版领域，我们已组建了三大国家集团：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教育出版集团，中国科技出版集团；在发行领域，我们也在培育一些大型的物流集团；在印刷领域，已经成长起来了一批国内一流、具有世界影响的印刷集团。从整个产业规模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大发展的条件。前两年我们出台了一个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去年又制定了“十二五”期间新闻出版产业发展规划。预计到“十二五”末，新闻出版产业产值将会达到三万亿以上。

    中央已经提出要把文化产业培育成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我们会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一是继续把传统产业做强做大。目前，我们的印刷业排在世界第三位。我们的图书印数占世界第一位，每年出版132亿册。我们的报纸发行量也是世界第一位，年生产报纸452亿份。这些传统产业，我们继续做强做大。

    二是新型的新闻出版产业要加快发展。近年以来，数字化出版产业发展很快。到2010年底数字出版产值已经超过了图书出版的产值，达到了1000亿元，今后的发展潜力还是很大。    

    三是扩大新闻出版服务，完善服务体系。中国现在缺乏这样的体系，流通也还不发达，像出版物的流通主要还是靠邮局。报纸受到阻碍的就是垄断局面还没有打破，不利于发行，要加强党报党刊的发行体制改革。有几个省市改革以后党报发行都翻了番，像这些都源于服务系统的完善。

 另外产业发展要开辟国际市场。我们这个市场有两大弱势，一个龙头是弱势，一个国际是弱势。我们整个文化产品现在都集中在大中城市里，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现状。真正的农村市场没有开拓出来，国际市场没有开拓出来，这也是将来产业发展的两翼：加大农村市场开发，加大国际市场的竞争。通过一些途径使我们的产业得到大的发展。

    另外还要提供几方面的支持，一个是政策的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包括财政支持、投资支持、税收政策、土地政策各方面的支持。

    第二个条件，我们积极开发应用新技术，文化与技术的融合是一个总的趋势。新闻出版更是依靠技术发展的一个行业。所以每一次技术的变革必然带来大发展，从古代到现在都是这样。所以要加快技术与文化融合的趋势。目前传播技术是以通信和IT公司为主导的革命，而不是报业、出版业主导的，我们是被动的拖进来的，所以我们在技术方面要主动研发，提供技术的支撑。

    第三，还要有市场环境的支持。文化市场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产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没有良好的市场秩序，产业就不能健康发展。比方侵权盗版，这就是文化创意的杀伤力。如果有盗版，创意就不可能发展。还有市场上假冒伪劣的东西，这些不规范的市场制约会影响文化的发展，影响我们产业的健康。所以这几个支撑条件也要搞好。

    我想应该从这几方面着手，使我们文化产业能够在今后国民经济发展中间发挥重要作用，也给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基本的支撑。现在这点认识上我们深化了，过去文化产业是支持文化发展的一个渠道，现在应该更深入，文化产业也是整个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只要大家认识提高了、统一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就很有希望，虽然与国际发展有大的差距，实际上这个差距也是发展的空间。 

走出国门 成绩斐然

     记者：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应该是新闻出版大国，而不是新闻出版强国。刚才您提到我国要重点开辟国际市场。能否介绍一下，十七大以来对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做了哪些探讨？取得了哪些成绩？

     柳斌杰：文化“走出去”是国家的一个重要战略，十七大更加强调了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我们在文化“走出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巩固我们以前已有的一些“走出去”的方式。以前我们有这么几种方式：一个是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主要国家都有每年一度的图书博览会，是出版交流的一个平台，也是展示自己形象的机会，这个我们还是继续把它办好。现在我们每年选择四十几个国家去参加它们的交易会。再一个就是版权输出。选择中国的优秀作品，通过版权输出推向国外。第三个是实物出口。我们的报刊，我们的图书，我们的音像制品每年都有大批的实物出口。这三条传统的“走出去”途径我们会更加巩固。另外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走出去”的力度，包括办好主宾国活动、办好国内的国际书展等等。中国·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现在是名牌的会展，这几届的图书博览会每届的版权输出都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像今年我们的版权图书项目比上一届增加了四百多项，中国的好书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走出去。

    另外我们实施了两大“走出去”的品牌工程：一个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一个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这两个工程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第三个方式，构建国际的销售网络。我们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同掌握全球六千多家商业中心、地铁车站这样的繁华地段的拉加代尔合作，由拉加代尔代理中国出版物。前年春节已经开始在一千个它的门店里面展示中国的图书，利用国际的渠道来推广我们的图书。

    第二，全球华文书店联网，政府给了一定扶持。这个华文书店可能是华侨开的，也可能是台湾人过去开的，也可能是我们过去开的，但是卖的是华文书。通过联盟指导，再加上经济的支持，变成我们在国外的一个代销渠道。

    第三，我们把书店开在亚马逊的网站上。很近你们看了，亚马逊全球很大的图书销售网络里，它有七个版块，是以像英文、法文这样的语种命名的，但是在图书位置的七个版面中，专门开辟了一个中国书店作为一个版块。他们总裁说这是一个例外，唯一以国家命名的版块，就叫中国图书。在这个书店上逐年推广销售中国的书。我们在一两年内达到50万，然后再逐渐扩大。这三方面使国际的渠道为我所用，通过它的渠道来销售中国的图书。

    很后一种形式，就是我们企业“走出去”，我们的新闻出版单位走到外国去办社、办报、办刊、办店、办厂，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三百多个点，计划要覆盖所有的主要国家。比较成功的像安徽在俄罗斯东欧办了印刷厂，因为中国的印刷技术水平比它们高，成了它们那个地区水平很高的印刷厂。中青社在伦敦办的分社，出版了中国经典图书，受到英语国家的高度欢迎，十本书在全球都很有影响。

    再像人卫社跟美国、加拿大这些主要国家进行医学图书的合作，搜集世界所有的先进病例作为一个出版物在全球推广，对整个卫生界有很大的影响，像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我们走出去投入办实体来发展我们的文化，彻底改变过去走出去像旅游一样，转一圈人走出去了，文化没走出去，这样的情况完全改变了。

    应该说这几年在“走出去”方面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影响力在逐步提升。现在在中外合作办报、办刊方面我们也有一些探索、一些突破，下一步要和国际重要传媒巨头合作，借助于它们的渠道来发展我们中国的新闻事业，逐渐提高我们的国际传播能力，提高我们的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力。“走出去”要着眼于这一点。

   

数字出版 抢占前沿

  记者：在您题为《数字时代的全球出版走势》的主题演讲中，有这样一组数据：中国的出版业2010年总产值达到1.27万亿元，其中数字出版就达到了1000多亿元，增长速度很快。在全球进入数字时代的当下，出版业如何转型与融合？

    柳斌杰：数字出版是整个出版发展的热点，也是一个总的趋势。从中国新闻出版方面来说，我们要顺应传播机制的变革，利用这个来发展出版业。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出台了关于加强数字出版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全面阐述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认识、指导方针和基本思路。发展的态势是很好的，但是问题也是存在的。

    目前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传统出版进入数字出版领域比较晚，转型不快；二、主要的渠道和技术商游离于新闻出版行业之外，像国内发展很早的汉王，金山，本身就不是我们新闻出版行业的，它是技术公司，再后来就是三大通信商进入这个领域，与内容生产脱节；三、中国总的技术水平落后于别人。像出现了三十多种阅读终端，但是在苹果一来以后基本上都是大幅度的下滑。有的干脆就维持不下去，因为它在技术方面比别人落后。

    下一步我们数字出版要着力克服这三大问题。一个就是要推动新闻出版单位加快转型和升级换代，采用数字技术进行出版活动，加强与技术融合。第二，要促进三方融合，内容提供者、渠道占有者、技术开发商，这三个方向必须要团结一心来推动我们数字出版业，缺少一方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发展。第三，加强技术的研发，争取在技术上赶上或者领先于国际水平，这样才有主导权。这次一个很大的检验。

    当然在数字出版领域里也要吸取过去发展的一些教训。就是我们要有严格的准入政策，不能形成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局面，贻误了国家发展的时机。         

   记者：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刚才您提到传统书本的电子版和数字出版，您能不能讲讲到底有什么区别？

     柳斌杰：这个区别是很大的。像大家看到的很多电子书，它本身不是一个数字产品，它只是传统书本的电子版。数字出版是什么概念？就是内容的创作、加工、编辑、传播、使用，到很终的读者是一体化的。像日本现在有这种形态：你是一个小说家，在数字出版的平台这一端写作。读者就在另一端来阅读，这中间整个的出版和经营环节全是通过数字技术来进行的，并事先预设了作者、编辑、传播者的收入分配比例和权责关系，同时实现各方所求。

     我们正在开发一个付费系统，将来就是数字出版的平台，这个项目是国家支持。

     数字出版是国际出版业的大趋势。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迅猛，到2010年底，数字出版产值已经超过了图书出版产值，达到了1000亿元，内容创作和技术平台都有突破，且发展潜力巨大。

   

民营企业 鼓励共赢

   记者：柳署长，十七大以来新闻出版业中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民营企业贡献越来越大，您怎么评价它们在新闻出版业中的作用？

    柳斌杰：应该说这几年大发展，大繁荣，民营出版业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它体现在几方面：

    一、在印刷复制领域里，民营是占主导地位。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港澳台资本的企业是我们现在印刷复制企业的主力。它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装备，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推动了我们印刷业实现跨越。

    二、流通领域，在物流建设方面，在发行领域里，一些民营企业利用它灵活的机制，扩大了服务领域。我们现在民营办的书店有十万多个，补充了国有发行网络不足的问题，遍布城乡。像山东有两个民营发行企业，都超过了一般的省级国有发行企业，所以满足读者需求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三、民营企业在策划、创作图书方面也是有突出贡献的。现在民营文化工作室吸纳了一批高智力人才，像海归派、教授专家，很多人也在民营工作室工作。他们对市场反应很敏感，对群众需要比较贴近，用这个优势策划了一批畅销的图书。在畅销书里民营策划者占了相当的比重。这也是发挥了它们的作用，也丰富了出版的市场。这点都是要充分肯定的。我们现在采取多种方式来打通政策的通道，特别像民营文化工作室，让他们很好地发挥策划、组稿方面的优势，和国有出版单位进行很好的合作，推出更多的精品力作，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我再说一个插曲，就是凤凰卫视采访我，我说要把它们纳入到体制内管理，结果有两种解读。一个说民营的不行了，像1956年公私合营一样。有的解释是利好的政策，纳入体制一视同仁了，享受国家的政策。实际上前面那段是误解了我的意思，对这个问题我认为，第一阶段，过去叫二渠道，我说应该去掉这个二渠道，它应该一视同仁的，它们都应该是我们新闻出版的渠道。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找一个同我们体制相衔接的通道，让它能够正常的、合法地参与我们出版业的发展。

    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有这么几个：一个是有实体的文化工作室，通过与大型的出版集团合作，把双方的优势结合起来，共同推动出版业的发展。

    第二种方式，进行项目的合作。在资本各个体制方面不动，民营工作室和自己选择的出版机构进行项目合作，双方以合作的形式来保障各自的权益来共同出版，克服原来不规范的操作所带来的一些弊病，一些纠纷。

 还有一种是建出版园区。像北京在探索，所有的民营文化工作室放在一个特定的园区。为什么要放在园区？园区可以享受特殊的政策。

   目前这两年的探索应该说基本上还是很成功的，民营工作室也是满意的，出版机构也是满意的。所以我们下一步还在总结这些经验，把它制度化，长效化。应该说在我们目前这种条件下，依靠人民群众，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这是一个总的方向。一切文化生产力都不应该让他空转，而应该让它得到更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