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还是企业文化？

在市场面前，柔性的抽象企业文化不管怎样也拗不过现实利益的刚性
日本式的公司治理，如同其跌宕起伏的经济崛起一样，具有暧昧性和迷惑性。形成日本如此独特的公司治理模式，与战后日本政府、企业以及民众的各自态度紧密相关。有位早稻田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评价20世纪90年代日本公司治理的成败时曾经暧昧地表示，日本的公司治理与其说是“治理机制”，还不如说是“企业文化”。尽管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幻莫测，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日本企业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波动，但还不能说明日本企业的真正溃败，由于这些特殊的文化制约使得这些日本企业出现很大的弹性空间。显然，对于由盛转衰的“失去的十年”，日本人的性格就决定了他们不太可能作出一个非常清晰的反思，就如他们对待二战态度一样。如此暧昧的性格和傲慢的处事风格使得日本之后推行的改革并非真正起效，而是陷入了长达15年的平成萧条期。
所幸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是非常客观地反思了日本的公司治理由盛转衰的发展历程。大藏省实行了护送舰队式管理，通过限制市场进入与竞争的办法来维持银行业的稳定。日本银行为了让它所支持的主要城市银行对日本的企业制造商大胆提供放贷，增加了大量的货币供给，并直接向这些银行提供很低限额的信贷保证。经济结构的变化、技术创新以及金融市场上的竞争给日本的金融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大藏省的护送舰队式管理体制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维持经济稳定所需要的金融支持，为经济增长注入大量的公共资本;另一方面也是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减少投资的不确定性顾虑，形成一个可预测的商业环境，以吸引数量庞大的民间私有资本参与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来。
但问题在于这一金融保险政策对于经济增长高速发展或许是有效的，因为高额的企业经营利润掩盖了这一体制内在的各种缺陷。护送舰队式管理保护之下的私有银行往往会在不认真审视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的情形下进行过度放贷。在这种过度竞争的环境中，日本企业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会对生产能力和技术引进进行大笔的投入，结果导致日本的债务往往是超过了自己偿还能力，而银行的放贷总量也远远超过了其所获得存款总额。正是日本银行可以毫无顾忌向企业进行放贷和投资，使得日本企业根本无心于改善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
很显然，日本政府想鼓励的不是某些产业，也不是某些大企业，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外汇额度上歧视中小企业，限制他们进入战略性企业，同时又以高度平均主义的态度对待大公司”，使得那些大企业更加倾向于扩大企业生产能力和经营规模。由此，在企业层面上形成了日本政府与企业、银行之间的超大规模“ 企业集团”纷纷产生。为了提高生产率和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这些大规模的企业集团往往在劳资关系上会倾向于一种和谐的劳资关系，由此使得终身雇佣制的这一制度在日本坚厚的工业基础中得到了巩固。
各种管理和协调成本大幅提升导致了这些日本大企业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复杂的国际经营环境中开始呈现出不可承受的高成本，而寡占的市场结构也使得这些日本企业一旦走上大企业之后就丧失了竞争的动力，所以日本这些大企业在20世纪后期的国际竞争中并没有显示出原先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实际上，通产省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过度竞争所带给日本企业的规模经济以及国际竞争力的巨大威胁，尤其是原先能够容忍日本企业过度竞争的各种条件已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而迅速解体，似乎是国内强大的利益相关者所组成的强大政治势力使任何有益于社会而不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改革都不太可能进行。
不管你相不相信市场的力量，很终还是要接受市场的洗礼。一旦市场的行情处于下跌趋势之后，“树倒猢狲散”，这些粉饰的利益集团很终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而走入一个“囚徒困境”的僵局中。在市场面前，柔性的抽象企业文化不管怎样也拗不过现实利益的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