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江山”和“坐江山”的利益追求

“打江山”者的追求和“坐江山”者的追求通常是有很大差别的。
当年孙中山开办的黄埔军校，大门上有这样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去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是：“革命者来。”这既体现了当时黄埔军校学员们的志向，也是清末以来中国的先知先觉和仁人志士志向的共同写照。他们投身和参与革命，追求的并非个人的升官发财，乃是国家的解放和富强、人民的幸福。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其个人来说，当时的生活比普通民众要优裕多了。那些进入黄埔军校的人，家境一般都并不贫寒，不是为生活所迫才投身革命。像在欧洲留学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如果家境贫苦，也不可能到欧洲留学。他们是追求国家民族的解放和富强，才毅然决然地走上“革命者来”的道路。这是一条充满了风险的路，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事实上也有许多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付出了生命。如果只是追求个人利益，他们绝不会走这一条路。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固然是被秦朝的暴政“逼上梁山”的，但同时也是为了追求自己的荣华富贵。所以陈胜在其未“发迹”时与他的穷朋友相约：“苟富贵，毋相忘”。而周恩来他们，当初绝不是为了个人的“富贵”。
这就是信仰。为了这个信仰——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也可以说为了这个大利益，他们甘愿把个人的小利益置之度外，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方志敏等许许多多革命烈士明知被杀头也绝不放弃革命信仰，坚持“只要主义真”的原因。
一次革命、一个事业的成功，必有一批追求信仰的人投身其中并作为旗手冲锋陷阵，前仆后继。但是，当一次革命、一个事业取得成功以后，即从所谓 “打江山”到“坐江山”的时候，投身者的追求有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打江山”时，投身者大多数是为信仰；而到了“坐江山”时，投身者恐怕有的就是为个人利益了。因为这时候投身革命或事业，已经无性命之虞，只会取得利益了。
如果说，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的制度是“正”制度，那么，这种反限制、反制约和反监督的制度则是一种“反”制度。苏共的权力机制不是没有制度，而是没有“正”制度，只有“反”制度。当年国民党政权也走了这样的路。“打江山”的国民党，“升官发财请去他处”，但到了“坐江山”的时候，升官发财者就“争入斯门”了，原来一些不求升官发财的人此时也大捞特捞，整个官场黑暗、腐败得一塌糊涂。这也很终导致了国民党在大陆政权的垮台。在一定意义上，它不是被共产党打翻的，而是被自己的腐败撂倒的。
现在是共产党在大陆“坐江山”了。试看当今的官员，追求信仰的人不少，但如果面对事实，不得不承认，没有信仰的人也不属于个别。那么，应该怎样来看待此事呢?
我对此的看法倒有些“豁达”：时移世易，在一个政权相对稳固的社会，大多数的人，谋求自己有一份好工作，有一份好收入，过上好一些的生活，没什么错，是人的本性的体现，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稳定的体现。所以对千军万马报考公务员，我表示某种程度上的理解。毕竟，要求每一个官员都有崇高的信仰，也不可能做得到(实际上对此很难鉴定，因为嘴巴上的信仰无人不坚定)。有鉴于此，我看倒不如把调子定得平实一些，措施制定得务实一些。教育官员坚持信仰当然重要，但如果其作用难以风光再现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想一点别的办法呢?
一个和平时期的政权，所要做的和很要紧的，我觉得是把官员的利益限制、制约在一种完善的制度和法律里，多用这样的思路、这样的方法来对待和解决那些没有信仰或信仰不坚定的人的问题，让他们只能在这制度和法律的范围内取得自己的利益，而非只靠重复高调的、效果不大的思想灌输，不然只会使他们的嘴皮子练得更好使；同时，这个规矩要由大多数人而非官员自己来制定，千万不可像苏联那样，精于弄些“反”制度。不管你是不是真心把“为人民服务”当做信条，但你的行为只要不坏“规矩”的底线，基本上能够职司其责，也宽容你；若要是坏了“规矩”，不客气，就收拾你!
正视“坐江山”后的官员们的思想现状，客观地、务实地采取一些措施，将更有利于国家的管理，也更会受老百姓的欢迎。